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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性失语的荒泽时代——「鱼的可能︰罗永生、罗贵祥谈《荒泽之鱼

发布:2020-07-24 热度:769℃




雨伞运动过后,社会集体失语。然而,又有不少人重提初衷,拿起案前的笔,书写郁抑的城市,捍卫自己的信念。陈宝珣,是其中的一个例子。六十年代出生,1987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传系。从事过电影与电视编导、纪录片製作,去年出版的《荒泽之鱼》,是他第三本小说。从传媒人变成小说作家,他关切的,仍然是知识分子回应、记述当下的社会责任。当上一代的知识分子希求在当今的时局振作、连结群体,又会遭遇到甚幺困难?在「鱼的可能-罗永生、罗贵祥谈《荒泽之鱼》」座谈中,他便邀得罗永生、罗贵祥两位学者作嘉宾,透过同代人兼评论者的角度,从学者角度出发,讨论以小说介入政治,从而与当下世代对话的意义与可能性。


陈宝珣:香港,是可以成为民主的社会


一九八九年,陈宝珣在北京电影学院做旁听生,兼任《信报》驻京特派员,是身在北京採访的香港记者。六月五日,他跟随接送记者与羁留人士的包机回港。自此,他无法忘记,也无法清楚诉说那一天在天安门的经历。一年后,陈宝珣在《八方》文艺丛刊(1990年11月,最后一期)发表中篇小说《发给每个闭塞头脑几颗理性子弹》。


二十多年过去,陈宝珣感叹,始终无法在报导事实的过程中得到满足感。现实的局限、人物真实的情感,与自己的想像与价值存在落差。经历雨伞运动,他再不能在公共论述的报导中寻找理想的答案。于是,他毅然地告别集体,藉小说写作问道于世。2015年,他出版了《没岛恋曲》,一本被文化圈认定为首部回应雨伞运动的长篇小说;2016年,陈宝珣把在《八方》文艺丛刊发表的中篇小说《发给每个闭塞头脑几颗理性子弹》结集。



陈宝珣承认,《荒泽之鱼》的故事与人物,有六成都是根据自己亲身经历而写。把自己所见所知的,与未见未知的,透过想像的方式,藉祖、盈、端三个主角表达出来。他写到学院之间的权力斗争,又刻意地轻描淡写学院最深层的政治操作,略略呈现这种八十年代学者的学院角力。


对他而言,学院是孕育理性、人文的地方,学院的人有责任去保护、建立理性的人文传统。故此小说里关于学院办公室政治的情节,并不是陈宝珣关注的重点;他最希望突出的,仍然是当时六、七十后知识青年的纯真与理想。小说写到主角们祖、盈、端在未圆湖散步的情节,三人漫谈理想,迎向未来。角色流露的,正正是当年知识青年对社会进步的期盼,对理性、人文、民主价值的追求与肯定。


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,历史书写的补遗


「樊善标教授看完这小说后,跟我说:『你这样写,会面面不讨好。』」陈宝珣在会上笑言,轻描淡写学院的斗争,被人批评不够深入;对九十后的寄愿幻想,又被人嫌弃过于理想主义。小说中一个名为九八的九十后青年,是一名蜑家人。他跟随了家人出海,去寻找一个更属于自己的归宿。陈宝珣说他在写这九十后角色时,事前没有研究过九十后青年的想法、难处。他是建基于自己主观的臆测,代入九十后青年视角,尝试建立一个跨代、跨限制交流的可能,实现他理性沟通的愿望。


罗永生认为,《荒泽之鱼》捕捉了非常重要,但现时公共论述所缺乏的讨论角度。他分析现时愈演愈烈的中港矛盾,根源是世代差异的问题。纠缠不清的情绪造成分裂,是世代之间沟通不善的后果。而《荒泽之鱼》呈现的作用,就是补足了六、七十后在社会论述缺失了的声音。「六、七十后这班人,是属于次婴儿潮的一代人。他们属性比较含糊,既分享早期经济发展成果,又不是位于掌决策权的位置。从八十年代中英谈判开始,经历八九六四,再走到回归。社会如何改变他们?经历这个时期的这一代人,他们想甚幺?声音在哪里?」


罗永生认为,在当下喧哗碎散的本土论述之中,陈宝珣选择透过文学性的论述解答历史的问题。在小说中,中大的知识分子思考新亚精神、新儒家在时代的位置。他们着紧身为文化人、知识分子、中大学生的理想与责任,扩阔香港文化角色的可能性。因此,《荒泽之鱼》是属于这个年代的文学小说,呼召现时公共性缺乏的历史碎片。它填补了当下本土主义中缺席的,一块关于过去的版块,提供一种资源予新的本土青年思考吸收。



罗贵祥就强调,陈宝珣这次的作品与前两本着作明显不同。它不是一本纯政治的小说,而是另类的历史书写。从传媒人身分走进文学书写,正正反映陈宝珣作为知识分子,质疑自己在公共讨论上的影响力。当既有的纪实陈述无助世代走出死角,建立沟通,社会就需要文学与小说介入,从而弥补并更新论述。因此《荒泽之鱼》不仅流露了六、七十年代的情怀,亦呈现出不同世代,不同价值观的人物角色。例如牟宗三最后的徒弟;因文革而逃亡来港的人;一班在八十年代青春如火的六、七十后主角;还有溺死出走的九十后少年。小说里这种世代之间矛盾共处的境地,正为枯燥的现实提供一个更宏大、更有想像力的叙述(narrative)。


罗贵祥还以卡尔维诺(Italo Calvino)的小说作品〈树上的男爵〉切入,补充小说作者需要与社会的政治事实保持疏离的重要性。就像留在树上生活到老、独立观察环境的男爵一样,不能纯粹感受,要有一个合适的距离批判社会。因此,《荒泽之鱼》与陈宝珣之前的旧作有别。作品不再处于火热的政治漩涡中,而是与当下的香港保持距离,不仅反思运动,亦思考制度、历史与世代的变化。当陈宝珣写出知识分子的理想与热诚,同时亦呈现了他们的堕落与颓丧。在《荒泽之鱼》里,老一代的文化继承人与建制同流合污;而七、八十年代时为青年,现在已经变成知识中年的主角们,则在象牙塔里陷入进退失据的迷惘。香港与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,本质与处境上可能无甚分别。


然而,罗贵祥亦担心,《荒泽之鱼》对六、七十后的理想过于推崇。小说以一班六十后同学会为主轴,以他们的视角叙事,因此可能会夹杂了不必要的怀旧色彩,使呈现的叙述与想像太理想化。部分故事的铺设,亦可能来得理所当然。学院本来就一定是理想与人文精神的孕育场所?九十后又是否必然地没有理想,需要否定他们的价值?


折肢的卢亭:香港人的隐喻



《荒泽之鱼》角色的处境,更可置入香港人的身分论述中解读。罗永生就运用「卢亭」神话,切入《荒泽之鱼》的故事脉络,尝试建构文本呈现的香港人身分隐喻。卢亭乃半人半鱼的生物。当他离开大海,在中国香港境内的大屿山登陆,就遭到香港人的猎杀。这个充满寓言味道的神话,为九七回归时期的香港人提供了一个不似人形、半中半英的形象作身分寄託。


何庆基等文化人,就于一九九八年在香港艺术中心举办「香港三世书之再世书:卢亭考古新发现」展览,从民间角度建构卢亭论述,抗衡主流的历史与身分价值。而二零一六年黄国鉅编剧、陈曙曦导演的剧场《渔港梦百年》第三部曲「大梦初醒」,就更让罗永生思考到卢亭可以作为怎样的隐喻,回应香港人的困局。剧中的卢亭,一直从鱼进化,长出四肢,以成为人类为最终目标。然而一场「大屿山独立运动」,捲入其中的卢亭最终却自断四肢,返归大海,脱离人群而回复生活。剧中卢亭的结局,与《荒泽之鱼》中最年轻一代角色的结局是极为类似的。


九十后的九八,放弃了与社会的所有连结,随渔船扬帆而去。九八的决定,就与卢亭一样,从历史纷争中明白身分定位的徒劳无功。新一代就变成与卢亭一样,追求纯粹强烈的自由,投入未能确定的幻想。


海洋文化代表游移自由,大陆文化则象徵固定封闭。卢亭选择归于自然大海,之于九八重回蜑家人船上,浪迹大海。九八出海而走的决定,呈现的是需要摆脱大陆文化控制,还是是知识分子最终仍会放弃沟通、径自出走的讯息?


而无论是罗永生、罗贵祥甚至陈宝珣,都不约而同地强调,每个世代之间的价值观存有很大差异,每个世代的判断均有前设。罗永生就认为:九十年代后进学院生存的人,已经没有上一代人的理想,而着眼更实际的个体利益。若有人高举维护大学的人文精神价值,亦只会落得被人取笑的下场。在如此理性失语的荒泽时代,透过文学性解答历史的问题,以虚构介入真实,亦是陈宝珣这代无可奈何又不能放弃的事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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